第5版()
专栏：

我党我军一英才
——纪念左权诞辰八十周年
李达
今年3月5日，是左权同志诞辰八十周年。左权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英才。每当我想起他的卓越贡献，想起他对我的指导与帮助，想起他正当年富力强就为抗击日寇血洒太行之时，他的英姿就呈现在我眼前，使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（一）
左权将军是湖南省醴陵县人。早年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，随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，并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，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由于他品学兼优，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，曾和邓小平、杨尚昆、吴玉章、刘伯承、廖承志、蒋经国、屈武等同学。1930年他归国后即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。
宁都暴动后，左权被派到红十五军担任政治委员。红十五军是在国民党二十六军“手枪旅”的基础上组建的，当时，我在“手枪旅”任职。那时左权虽然很年轻，但知识渊博，在军事上、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左权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。我们一二九师奉命开赴太行山区。不久，八路军总部也迁来太行山。左权经常来我们师，我也常到总部向他请示、汇报工作。
在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中，左权是比较年轻的，刚刚二十出头，而刘伯承则已经是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了。但他们是忘年之交。当时左权是很用功的学生，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，他总是一一研读。由于他读书多，理解能力强，记忆力也极好，无论是进行政治还是军事测验，他答题时都能旁证博引，成绩优秀。苏联教官对他非常器重，经常称赞他。
1930年，左权和刘伯承一同回国。刚刚入境东北，刘伯承就被日本密探盯住了。左权不顾自己安危，机警地帮助刘伯承脱险。刘伯承曾说：“左权对同志真诚爱护，给我印象太深刻了。
（二）
左权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战斗、生活了五个年头。我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，能够直接接受朱总司令、彭副总司令和刘、邓首长的领导，又能领受到左权副参谋长的具体指示和帮助，得益非浅。记得1938年冬，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。就在这次会议上，他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，并对司令部各部门应设机构和分工，进行了详细的研究，还亲自给参加会议的各部队参谋工作人员做示范。说左权是八路军司令部业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，是毫不夸张的。
在我八路军连战皆捷，取得了平型关等多次重大胜利之后，左权极为振奋。他以这些战例作依据，更加深入地研究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，总结经验，写出了《论坚持华北抗战》、《埋伏战术》、《袭击战术》等军事论文，对我军如何适应敌后作战的形势，顺利地转入游击战争，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八路军总部司令部的日常工作，大都是左权主持的。我曾翻阅过当年一二九师《阵中日记》，这里边记录了大量由左权起草或阅改的命令、指示和通报等，多者每日可达数千字。由此可知，他的工作效率是多么高！他的警卫员曾说：“每天晚上，别人都睡下很久了，我还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东西，要么就是看书。有时我一觉醒来，天快亮了，还见他端着灯在看地图。”由于过度操劳，左权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伯承和小平同志都嘱我好好照顾，给他改善一下生活。但是，左权知道我们穷得很，坚持不要特殊照顾。他说：“给我加个炒粉条，就算是美餐了。”
说到太行山的艰苦岁月，我还记起在大生产运动初期的1942年，左权就预见到大旱灾将来临。在他的启发下，我提出了一个在清漳河和浊漳河畔帮助群众修筑、垦殖一千亩河滩地的计划。左权和刘、邓首长批准了这个计划。左权还安排总部直属队和我们一二九师一同施行这一工程。左权除带头参加修筑河滩地的劳动之外，还组织总部直属队种了蔬菜。这位太行山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，亲手播下了种子。可是，当这些种子结下累累硕果时，他却长眠在清漳河畔！
（三）
左权将军身先士卒，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。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：“抗战五年，左权同志更未尝一日离开前线。”凡是经历过抗日烽火的人，都会想到百团大战。这次震惊中外的战役，其主要计划、组织、指挥者就有左权。1940年7月中旬，左权冒着酷暑，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师部，同刘、邓首长谈了彭总关于准备打一次大的交通战的设想。我当时也在场。听他的介绍，我意识到他已经把这次战役的方案考虑得比较具体了。他很虚心地征求了伯承、小平同志的意见。回到总部后，他按照彭总的交代，很快就起草了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《战役预备命令》。百团大战于8月20日发起后，总部的历次作战命令和指示，大部分是左权主持起草，由彭总审阅签发的。在战役进行过程中，他不分昼夜地在司令部值班，掌握战役的发展情况，协助彭总指挥作战。正太战役尚未结束，左权就在9月2日写就了长达四五千字的《论“百团大战”的胜利》一文，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、战略意义分析得既全面又精当，实在令人惊叹！他在文章中指出：“这一次‘百团大战’，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，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”，“这一战役的胜利，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生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，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。”过了一个多月，他又撰写了《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胜利》一文，作为《新华日报》（华北版）社论发表。
百团大战后，日寇发起了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。左权多次嘱托我们多向他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。他依据各师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情报资料，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日军的“治安强化”和“蚕食政策”，撰写了《扫荡与反扫荡》《论军事思想的原理》等颇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军事论著。他还抓紧时间钻研苏联的军事科学，一收集到苏联的书报，必给刘伯承写信，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探讨。他曾和刘伯承合译了《苏联工农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》。
为了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，解决自己的武器弹药问题，左权创建了黄烟洞兵工厂。这是太行山区最大的兵工厂，不但生产“太行造”的步枪，还生产炮弹、七九步枪和掷弹筒。
日寇在1941年冬季进行大扫荡时，把黄烟洞兵工厂作为进攻重点。左权指挥总部特务团，以不满千人的兵力，与五千顽敌血战八昼夜，歼敌千人，创造了抗战以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最新纪录。
日寇在太行山扫荡多次，一直没有找到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，遂抽出精兵，经过特殊训练，组成专门刺杀朱德、彭德怀、左权、罗瑞卿、刘伯承、邓小平，捣毁我首脑机关的“特别挺进”杀人队，化装成八路军，夜行晓宿，偷袭我总部和我师部驻地。这就是日寇对太行山区发动的1942年夏季大扫荡的“前奏”。负责寻找总部的益子挺进队，发现了正在转移的总部机关。但他们误以为是一二九师师部，立即通知日军主力赶来包围。左权是负责指挥总部直属队的，当他得知被敌重兵包围之后，迅即同彭总、罗主任制订了详细的突围方案。
当时，我们也正在同企图围剿的“挺进队”和几路日军周旋。到了5月24日晚，总部的电台呼叫不到了。一直到28日才恢复联络。从电报中，我们得知左权为指挥后勤人员突围，于5月24日下午四时，在十字岭被日寇的迫击炮弹碎片击中，壮烈殉国。我把这份电报呈给伯承同志看时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许久不能言语。我们所有接触过左权将军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掉泪的。当时他只有三十六岁。为了迷惑敌人，我军推迟了半月余才发表消息，宣布左权将军6月2日牺牲。为了永远纪念他，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请求，山西省辽县被命名为“左权县”。
美军观察组的一位观察员曾经向我问起左权牺牲的情况。我对他说，他是我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。左权的死说明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始终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的。
左权将军离开我们四十四年了。他为中国革命，为我军创建，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巨大的。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国革命胜利，身先士卒，浴血奋斗，不求功名，不图享受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左权同志时应该永远学习、永远记取的。　1986年5月25日（附图片）
1940年，左权（右三）和彭德怀、聂荣臻、刘伯承等同志在晋东南检阅八路军部队。
（新华社供稿）